南京夜网公布：阿布·格莱布丑闻：改变你的“全部心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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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阿布·格莱布的事件曝光，在美国及世界都产生了爆炸性的轰动和困惑。虐囚图片通过因特网散布和电视广泛播放，向世人披露了在萨达姆·侯赛因时代伊拉克最令人恐惧的监狱中，美国现役军人虐待嫌疑犯的事实——大部分通过令人震惊的性羞辱和感觉剥夺。照片所引发的恶心很快导致了参与者被捕，并且开展无数的调查，试图弄明白监狱中到底哪里“出错了”。
   照片公开的一个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照片都公布，因为一些照片被认为过于清晰——它们描绘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所犯的恶行。例如，虽然大部分照片的特征是美国士兵面对裸体的伊拉克囚犯沾沾自喜，但最为著名的照片——在图53中可以看到的、众所周知的“戴头罩的男人”照片——描述了几乎不可能是由那些拍性虐待照片的一伙新兵所能构思出来的一种虐待形式。正如马克·丹纳(Mark Danner)所指出的，这是一种由巴西情报机构所发明的、名为“越南”的与众不同和专业化的虐待形式，并且尚不清楚的是，到底是谁安排照片中那个人摆出那种姿势。图53　2004年发布的照片之一，披露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国现役军人虐待嫌犯
   罗里·肯尼迪(Rory Kennedy)极富思想性的电影《阿布·格莱布的幽灵》(Ghostsof Abu Ghraib)，就是始于米尔格莱姆的《服从》，同时播放着难以忘怀的背景音乐。尽管这一电影从未明确清楚地说明与米尔格莱姆范式的相关性，但是，显而易见的推论是，那些在监狱中实施虐待的士兵是遵从他们上级的命令的。当然，这为将政治心理学的洞见应用于上述令人烦恼的事件之中，提供了一种渠道，并且它可能是最佳的渠道。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阿布·格莱布的事件与斯坦福实验具有更为惊人的相似性。“在斯坦福监狱实验和阿布·格莱布所发生的一切之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在阿布·格莱布事件公布不久之后，津巴多论辩道，“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栩栩如生的场面，包括警卫将囚犯脱个精光、在头上罩个袋子、让囚犯列队并且让他们进行性羞辱性质的行为。并且在两个监狱中，最为糟糕的虐待都出现在夜班中。”当然，津巴多承认同样也存在差别：“我们的警卫只实施极小的身体虐待[……]我不断地告诉他们不能进行人身虐待。不过他们完全采取心理控制和心理支配了。”
. r6 m% ~* e) i在斯坦福和阿布·格莱布之间立即出现了各种相似性：
头上罩着袋子[去人性化和去个人化(deindividuation)]；
$ \4 [2 S. `: N2 ^* v1 F- R囚犯被剥得精光(去个人化)；
警卫使用性羞辱(囚犯被迫模仿鸡奸)；
* ~4 Z. R$ r# T- i7 c警卫根本没有进行训练或没训练好；
; q/ b, g1 r8 S部分警卫完全感到厌倦；
% d% s* k) B' J夜班时发生最糟糕的虐待；
行为性质的升级；
  n# \8 |" M9 m9 L约翰·韦恩”人物的出现[46]；
7 i1 A) k% R- N5 [6 d* {, G6 G# N( q" x含糊的指挥系统让不适当的行为有机可乘。
- R1 S- l2 L# G" b同样也存在一些差别，正如我们所预期的：
; A' G7 b2 x4 H, V1971年，中央情报局或其他高级行政当局并没有告诉学生要“软化”囚犯；
+ G% K! t, H+ l5 U% O1971年并没有使用身体暴力；
/ i2 z0 s, C" \1971年，并没有拍下“战利品照片”；
没有人使1971年的“囚犯”成为魔鬼，并且1971年的学生并不是“真正的”敌人；
1971年并没有种族差别；
没有战争的压力；
没有信息/情报的需求。
   当然，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所以重要的问题不是“他们存在差别吗？”，而是“上述差别的意义有多大？”对于津巴多来说，理解阿布·格莱布的钥匙，与他用来理解他的斯坦福发现的过程是一样的。在《路西法效应》中，他详细地比较了两个事件，辩明一个木桶制造者(在此个案中，即延伸到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指挥系统)已经塑造了一种环境或情境(木桶)，使“好的苹果腐烂”。那些在阿布·格莱布居然实施虐待行为的美国士兵，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9·11”之后出于一种燃烧的爱国心自愿参军，决心让美国永远不再受到这种致命的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影响。可是他们发现自己在阿布·格莱布的所作所为，是他们最为疯狂的想象中几乎从未想象过的。“那个地方将我变成了一个怪物，”前宪兵队军官雅瓦尔·戴维斯(Javal Davis)说道，“我感到非常愤怒。你们知道，这个阿布·格莱布，它将改变你的全部心灵结构。你知道你出发时是一个听话的、活泼的家伙……如果你去阿布·格莱布待一阵子，你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 J1 B7 t8 A( d: f3 G   对于津巴多而言，小布什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副总统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创造了一种含蓄或明显鼓励虐待行为的权威系统，并且在2002年初，布什行政当局决定上述情境不适用《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1949年美国签署)。受指挥系统的默许，军事情报和私人军事公司鼓励阿布·格莱布的业余警卫为了审问可以“软化”囚犯。因而，正是他们所制造的木桶，才将原本善良的人变坏。而布什行政当局却指责个人自身的性情。“一个崭新的伊拉克同样需要一种人性化的、可以很好监管的监狱系统。在独裁者的统治下，诸如阿布·格莱布的监狱是死亡和折磨的象征，”布什论辩道，“由于一小撮使我们国家蒙羞和无视我们价值的美国士兵，这个监狱成为一种可耻的象征。”
    我们已经再三指出，情境主义挑战了西方法律体系及其基本的理念，即个人应对他们自身的选择和行动负责。在《路西法效应》中，当津巴多试图为警官伊凡·“奇普”·弗雷德里克辩护时，他阐述了由此产生的问题，弗雷德里克就是被拍下来的、在裸体伊拉克囚犯身边抿嘴笑的士兵之一。尽管津巴多在为弗雷德里克辩护时心情复杂，他还是同意通过视频会议在他的审判中作证。在为弗雷德里克辩护时，津巴多论辩道，弗雷德里克是一个心理正常(虽然没有安全感和犹豫未决)的人，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高度非正常的情境之中。尽管津巴多并没有试图宽恕弗雷德里克，他的确力求更好地理解他的行为，并且或许希望在被告的宣判中考虑到情境的因素。他论辩说，诸如弗雷德里克这样的人，要是他处于一种“好桶”之中的话，他事实上可能成为一个英雄，但是太不幸了，他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不出意料，这一观点被法官拒绝了，法官采取了一种更为传统的性情论者的观点：他说，弗雷德里克是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选择自己的行为，没有人强迫他以不道德的方式行动。
   再次，读者自己决定谁对谁错。木桶在什么程度上使苹果腐烂？或者，从一开始起，苹果就腐烂了吗？这一问题，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位于情境论者—性情论者辩论的核心。然而，无论你的结论是什么，值得指出的是，同样存在一些在情境面前岿然不动的人，他们的基本道德感更是坚如磐石。在斯坦福的个案中，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无视需要服从的强大情境压力(津巴多是她的论文指导老师)——告诉津巴多，“你对这些男生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在阿布·格莱布的个案中，“英雄”是警卫约瑟夫·达比(Joseph Darby)，这位年轻的警卫将描述虐囚行为的战利品照片上交军事当局。最初，他遭到官僚阻力和不作为，但他坚持认为，对于阿布·格莱布所发生的一切，必须加以重视和提出警告。很大程度上应感谢达比以及其他一两位警卫——他们是由自身的性情所驱动，而非情境的力量——阿布·格莱布丑闻才公之于众；同样，也是由于诸如约瑟夫·达比那样的人，随后的耻辱行动才无法继续下去。然而，这位年轻的军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一直被某些人锁定为叛国者。